诸葛亮的政治生存艺术
作者：朱文民
在浩翰的官林宦海阿里，每一位政治家凡想立于不败之地，必对其政治生存艺术有其精研。否则，轻者不免喝几口水，重者会被大浪吞没。诸葛亮作为历史上的一代名相，本东方一孤儿，待到中年升为蜀国宰相，其政治生存艺术必有精致之处，也有可供后人研究吸纳的必要。
一
在封建社会里，学而为仕是每一位知识分子的奋斗目标，但也并非人人可以为官，也非人人高升而终身不败，这里的关键是看各人是否充分恰当地利用了已有的条件，而诸葛亮青少年时期的条件是什么呢﹖第一个条件便是他的家世，第二个条件便是政治联姻。
诸葛亮出身世代官宦之家，是琅琊的名门大姓，其祖上的诸葛丰是汉元帝时期的司隶校尉，初以明经为郡文学：其父诸葛曾任泰山郡丞；其叔父又与刘表有旧。汉末至魏晋南北朝时期，门阀士族制度盛行，联姻要讲门第，合族要讲郡望，选官要讲家世。法律上士庶不同科，赋役上士庶不平等。甚至衣着打扮也不相同，更谈不上同席入座了。诸葛亮虽自称“东方下士”，然能随叔父避乱荆州，正是靠了出身于名门望族的社会地位。在封建社会里，具备这一条件的人不少，能成功进仕并成为佼佼者的并不是很多，这就看各人的生存艺术，是否会利用已有的条件了。诸葛亮在这方面高人一筹，这就是利用门第进行政治联姻。
郎才女貌，为历代君子所求，更是文学上永恒的主题。诸葛亮一反世俗，毅然纳黄承彦的黄毛丑女为妻，时人不解，“以为笑乐”，有谚语曰：“莫作孔明择妇，正得阿承丑女。”其实这正是诸葛亮的聪明处。黄承彦何等人也﹖《襄阳记》载：“黄承彦者，高爽开朗，为沔南名士。”同书又说：“汉末诸蔡最盛，蔡讽姊，适太尉张温，长女黄承彦妻，少女刘景升（表）后妇，瑁（蔡瑁）之姊也。”这说明黄承彦同刘表是联襟关系。刘表的后妻又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刘表小儿子刘琮，使之亲上加亲。恩格斯说：“对于骑士或男爵，以及对于王公本身，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，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的势力的机会，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，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。”（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》，载《马恩选集》第四卷74页）正是为了扩大势力，诸葛亮的大姐嫁给了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，小姐姐嫁给了蒯祺。庞德公何等人也﹖史书记载庞德公和司马德操皆在荆州设馆讲学，与四面八方涌来的文人墨客过往甚密，谈诗论政，分析形势，品评人物，抒发志向，大有控制政坛风云之势，《后汉书》说刘表“数延请不能屈，乃就后之。”（《后汉书•逸民列传》）连刘表都请不动，足见其派头之大了。蒯家又是怎样的一个家庭呢，蒯家的蒯越是荆州牧刘表的谋主，刘表在荆州立稳根基主要是靠了蔡家和蒯家。曹操平定荆州时称：“不喜得荆州，喜得蒯异度耳。”（异度是荆越的字）可见蒯家的声望有多大了。
诸葛亮通过联姻同庞家、蒯家、黄家有了直接的亲戚关系。联姻不是目的，扩大势力才是心愿。据史书记载，当时荆襄地区的名门望族，有蔡、蒯、庞、黄、扬、马、习等家，蔡家的蔡瑁，蒯家的蒯越、蒯棋、蒯良，庞家的庞德公、庞统、庞山民，黄家的黄承彦，马家的马良、马谡，习家的习祯、习珍等，皆为各家代表人物，庞德公的侄子庞林娶了习祯的妹妹为妻，习家“宗室富盛，世为乡豪”。（《晋书•习凿齿传》）马家的马良在与诸葛亮的书中称亮为“尊兄”，裴松之注说“臣松之以为良盖与亮结为兄弟，或相与有亲，亮年长，良故呼亮为尊兄耳。”（《三国志•马良传》）至于是什么亲戚，裴松之没弄明白，我们也不清楚。诸葛亮因纳黄氏女，刘表成了他的姨岳父，蔡瑁成了他舅岳父，刘表是荆州军政长官，蔡瑁是刘表集团中的二号人物，家有“婢妾数百人，别业四五十处”。（《襄阳耆旧记》）此时的诸葛亮虽然年轻，通过联姻，扩大了社会基础，提高了自己的身份。
除了联姻外，他还广交名流，慎结权贵。诸葛亮能结识刘备，司马德操是推荐人之一。司马德操，名徽，字德操，颍川人，汉末战乱初期到荆州避难，成为该地区的大名士之一。在荆州开门讲学，“有人伦鉴识，知刘表性暗，必害善人。”（《司马徽别传》）刘表长子刘琮皆前往造访，他同庞德公精熟到每每相会竟不知谁是主客，被庞德公称为“水镜先生。”诸葛亮、向朗、庞士元、韩德高、李仁、尹默等皆为门徒。诸葛亮交上这些名流，可谓获益非浅。
当时的荆州地区，既存在着以刘表为核心的政治当权派集团，蒯越、蔡瑁、王粲、宋衷、韩嵩、傅巽等人为骨干分子：又有以庞德公为代表的地方在野名士集团，司马徽、庞统、孟公威、诸葛亮、徐庶、石韬等青年名士在其周围。面对朝野两大势力，诸葛亮一方面同在野派的首领庞德公、司马德操来往密切，又与青年学子结为好友，更同掌权派中的刘表长子刘琦关系十分融洽，诸葛亮曾向刘琦传授自安术，《三国志•诸葛亮传》说，刘表长子刘琦“深器亮……每欲与亮谋自安之术，亮辄拒塞，未与处画。”琦乃将游观后园，共上高楼，饮宴之间，令人去梯，因谓亮曰：“今日上不至天，下不至地，言出子口，入于吾耳，可以言未﹖”亮答曰：“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，重耳在外而安乎﹖”诸葛亮同刘琦的关系是密切的，但交往却是谨慎的。因史料不足，无法考证他同刘表和蔡瑁等人的交往，交往是肯定的，不交往是不可能的。由此可说诸葛亮广交名流慎结权贵，进有刘、蔡引路，退有庞德公作后盾。年青的诸葛亮为自己的前途铺设了多条道路，其生存艺术可谓精明。
二
从诸葛亮一生的思想体系看是儒、道、法诸家思想的有机结合体。在襄阳时期，他思想中占主导地位是儒家积极进取思想和道家清静无为思想，这从他表面上的“不求闻达”和实际的积极活动中可以证明。
“不求闻达”是假，条件不成熟、时机未到是真。汉末兵荒马乱，各路军阀纷纷割据，拥兵自立，互相残杀，乌烟瘴气，中原逐鹿，谁胜谁负尚不清楚，而自己又年轻，不便轻举妄动，这是他自己的性格，也是形势使然。只得一方面努力研读经史，一方面积极活跃于荆襄地区的朝野之间，获取政治的、经济的、文化的和军事的信息，时刻把握政治脉搏，这在他的《隆中对策》里表现的十分清楚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全国各路军阀的优劣己越来越清楚。刘表虽然兵多将广，地阔人众，百姓富裕，然而“外貌儒雅，而内心多疑忌”。（《三国志•刘表传》）在外人看来，刘表不习军事，“虑既不远，儿子又劣。”“事势终必无成，恐一朝众散，并受其祸”（《资治通鉴》卷65），不是一个成霸业的材料，这样的人诸葛亮是不与之合作的。曹操虽然精于用兵，在诸葛亮看来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实足的奸臣贼子，而且为人奸诈，用人多疑，滥杀无辜，在他手下为人难保平安，一个深受儒家忠君思想影响的人是不会与之合作的，况且曹操手下的智囊团已经形成，年轻的诸葛亮参与进去是否被重用还是个问题。
袁绍出身四世三公之家，“树恩四世，门生故吏遍于天下。”（《三国志•袁绍传》）但“外宽雅，有局度，优喜不形于色，而内多忌害”（《三国志•袁绍传》），刚愎自用，不纳良策，不用田丰战略，官渡兵败，反杀田丰便是一例。这样的人在诸葛亮看来，是不足与谋的。
东吴虽然人口众多，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，然而孙权的为人在诸葛亮看来“可谓人主，然观其度，能贤亮不能尽亮”（《三国志•诸葛亮传》）。况且其兄诸葛瑾已在此为官，兄弟二人同为一朝重臣，是容易惹人显眼的，诸葛亮自然不与谋事。
一个个割据政权，一位位军阀谋土，在诸葛亮心目中各有尺码。古人曰：旁观则清。处在静观世态变化的诸葛亮自然看到刘备东征西讨，已显出英雄气度，“弘毅宽厚，知人待士，盖有高祖之风，英雄之器。”（《三国志•刘备传》）虽然尚未有根据地，然有几员勇略过人的大将，只是缺少文臣谋士。而此时的刘备也正寄刘表篱下，自然明白刘表得以立稳荆襄地区的密诀，在于得到名门士族的支持，自己屡次败北，已近中年尚无立锥之地，从失败中意识到了队伍中没有文臣谋士的利害关系，故有“思贤若渴”之说。诸葛亮的学识和声望以及在荆襄地区的复杂关系，正是刘备所求的人选，对于刘备同诸葛亮的初次会面素有刘备“三往说”和诸葛亮登门求主说，不管是谁占主动，相见恨晚却是事实，至此诸葛亮有了用武之地，赤壁之战立头功，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知识分子，在刘备集团中有了立身的资本。
三
刘备夺取益州后，在整个队伍中，形成了三个集团，一是随先主南下的老班底，二是荆襄集团，三是入蜀后蜀土人士。老班底以关羽、张飞为首，荆襄派以诸葛亮和庞统为首，蜀土派以法正、李严为首。诸葛亮对这三股势力所采取的态度各不相同，对老班底是敬而远之，对荆襄派是多重用少批评，对蜀土人士是一打一拉独树权威。
诸葛亮加入刘备集团“关羽、张飞不悦”。关羽这个人傲气十足，一向轻视知识分子。对于诸葛亮到来的意义认识不足，加之赤壁之战关羽不能有功，而功出于亮，其嫉妒情绪可想而知，碍着刘备的面子，只得迁怒于鲁肃和东吴。从现有史料看，诸葛亮同关羽、张飞在一起共事的时间很少，这不能说是巧合，只能说是诸葛亮为避免矛盾而采取的躲避政策，即使在一起也是敬而远之。刘备西定益州，马超来降，关羽闻知“旧非故人”，排外思想暴发，立即写信质问诸葛亮，“超人才可与谁类”，“亮知羽护己，乃答这之曰：‘孟起兼资文武，雄烈过人，一世之杰，黥彭之徒，当与益德并驱争先，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’。”（《三国志•关羽传》）在这种情况下，诸葛亮理应对关羽的宗派主义给予批评，然而他没有，反投其所好取颜于羽，敬而远之的艺术显而易见。
对于荆襄派多重用，少批评，增加了自身的凝聚力。扬仪，襄阳人，“性狷狭”，小人见识，常闹地位，讲官职，既与尚书令刘巴不睦，又与老将魏延不和，对于这样一个人，诸葛亮不是给予批评教育，反而“军戎节度，取办于仪”。对于魏延和仪间的矛盾，持“不忍有所偏废”的态度，这在客观上起了打击魏延的作用。街亭之战，又违众拔谡，将马谡（襄阳人）这样一个没有实践经验的参谋人员提拔到前线任指挥，致使街亭之役惨败。诸葛亮的这些做法，虽然在大局吃了苦头，然而却使自己在荆襄人士中的领袖地位更加巩固了。
刘备进益州后，为站稳脚跟重用了大批蜀士名流。法正原为刘璋旧部，对刘备夺取益州，立了大功，被刘备重用，拜为谋主，并“雅爱信正”（《三国志•法正传》），常留身边请教。相对说来，诸葛亮在刘备心中的法码有所降低，对此诸葛亮的策略是顺其自然不与之争。李严原为刘璋部属，后降刘备，以卓越的才干受到刘备重用，并拜为尚书令，先主病危，同诸葛亮并受诏辅后主刘禅，这一下子矛盾突出了，诸葛亮用合法的手段抓住军需供给不上将李严贬为庶民。李严是诸葛亮生前的最后一个能威胁到自身地位的政敌，把李严击败之后，诸葛亮在蜀汉政权中的地位无人可比了。李严既然是尚书令，门生故吏自然不少，同情者必然很多。为了表明公允，诸葛亮仍重用李严子李丰，并写信给李丰进行安抚，信中说：“愿宽慰都护（李严受托孤后任都护，统内外军事），勤追前阙。今虽解任，形业失故，奴婢宾客百数十人，君以中郎参军居府，方之气类，犹为上家。若都护思负一意，君与公琰推心从事者，否可复通，逝可复还也。”（《诸葛亮集》）这一封信的作用是重大的，它使李严终生盼望诸葛亮给予复职，安心思过；使李严子李丰安心供职勿有他念；使李严的追随者觉得诸葛亮公心昭著。这一打一拉真是高超的政治艺术。
自古道：伴君如伴虎。诸葛亮事先主刘备和后主刘禅几十年，既有其鱼水关系的一面，也有其不协调的一面，诸葛亮对主子的相处艺术可归纳为忠而不愚，谏而不强求。
诸葛亮自身的社会关系是相当复杂的，在东吴既有自己的亲兄弟，又有许多好友：在曹魏有两个姐姐和姐夫。姐夫庞山民也有相当的职务，从弟诸葛诞官位更是显赫，更有徐庶、孟公威，石韬、司马德操等旧日好友。尽管刘备“弘毅宽厚”，但在三国争霸的年代，军政情报互有泄漏，人员也相互有降，魏、吴劝亮投诚的书信也时有发生，刘备不会不考虑诸葛亮的这些复杂关系。当吴蜀联盟时，刘备往往让诸葛亮出面；当吴蜀冲突时，不见诸葛亮如何支持或阻止刘备，这说明诸葛亮也时刻注意自己的处境，纳于言语，谨慎事君。象刘备为关羽报仇发兵东吴这样关乎国家存亡的军国大事，史料仅载“群臣多谏不从”。不见诸葛亮如何劝阻刘备东征，只见刘备东征失败后诸葛亮的叹息：“法孝直若在，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，就复东行，必不倾危也。”（《三国志•法正传》）这段史料说明两个问题；一是刘备信任法正超过了诸葛亮，诸葛亮也“知先主雅爱信正。”（《三国志•法正传》）二是诸葛亮在这一重大问题上采取的态度是明哲保身，勿犯龙颜，以求自安，即使劝谏，也只是淡淡说说而已。设想如果诸葛亮对刘备东征进行苦谏、死谏，结果会怎样呢﹖虽然刘备不必袁绍，田丰的教训，诸葛亮不会没听说过吧。
总括诸葛亮的一生，从一个客居外地的青年学子，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，事先主忠信而不呆愚；事后主“专权而不失礼”；灭政敌狠而不露破绽；处权臣敬而远之；对部属礼贤下士。战略上谦、恭、忠、信；战术上充分利用条件，牢牢抓住时机，其政治生存艺术之高明，为历代政治家所羡慕。为了全面研究诸葛亮，仅将个人浅见略陈如此，以就教于专家学者。